“人们常有一种误区,认为补贴是产业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手段。但我们通过研究发现,补贴特别是直接性的货币化补贴是把双刃剑,并非越多越好、越久越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永伟研究员介绍,从北京市新能源汽车推广情况来看,非货币化的激励政策作用在推广中的作用正在变得日益凸显。
近日,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下称“百人会”)召开“新能源汽车政策工具包解析”发布会,对外发布其对新能源汽车市场政策的研究成果。该课题作为百人会基础研究课题之一,于2014年底立项,时至今日已历时一年。
课题主要是针对包括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四个地区的新能源汽车(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的主要激励政策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合并同类项之后,形成了一个指南性或操作性的工具包,这个工具包把全球所有现存主流政策激励工具做了一个归总、分类、评述,以及在各个地区所达到的刺激效果。
货币补贴依然占主导
“显而易见的是,美国、欧洲、日本、中国这四个全球新能源汽车发展高地,所采用的激励政策各不相同,至今发展结果也是各有所长。”张永伟说,这份报告是以当地视角来研究该地区的政策情况,进而分析这些政策在全球重点城市的实施情况及效果,对下一阶段我国新能源汽车政策的制定提出相应建议。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研究咨询部副主任张娟介绍,全球范围内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可以分为生产类、购置类、使用类和基础设施类四大类别。目前国内外主要通过货币类激励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并且激励工具主要集中在购置和使用环节,在生产研发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的激励工具种类相对较少。
我国从2009年开始示范推广新能源汽车的90个示范城市中,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主要包括一共31种,其中货币类工具占绝大多数,一共19种,而非货币类工具目前只有12种。推广政策较多且较为多元化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包括北京和杭州以及珠三角的部分城市。
从激励效果来看,对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影响较大政策,依次是购置类、基础设施类和使用类。其中,限购政策、公共充电桩管理系统相关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的直通窗口相关政策、电池回收利用补贴政策、不限行政策最为重要,其中仅有电池回收利用补贴政策为货币类政策。
“由此也可以看出,货币类政策并不是影响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的主要因素。”张娟介绍,在新能源汽车推广前期,限购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公共充电桩管理系统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直通窗口等政策为各方提供更好的服务;不限号出行为车主提供更加便利的出行,因此也促进了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增长。
在张娟看来,购置补贴与新能源汽车销量并没有较强的相关性。造成这一现象主要在于:首先,汽车的总体价格才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购买新能源汽车的决定性因素,而尽管我国的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额度很大,但扣除补贴后,新能源汽车价格与传统燃油车价格仍有较大差距。其次,由于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进入示范推广期,补贴对于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刺激远不如之前的市场导入期。因此,现阶段购置补贴对于扩大新能源汽车推广的作用有限。
目前大量的激励政策集中于车辆的购置和使用阶段,符合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阶段性需求。但是,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使用必须依靠更为完善的充换电基础设施的布局,而目前从全球看,在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上的激励工具相对于车辆端的激励,灵活性还不够。
取长补长协调发展
“这份报告的最终目的在于,试图通过综合对比和分析得到一个政策清单或黄金政策,取长补长,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提供政策指导。”张永伟介绍,补贴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到一定阶段需要退坡,与非货币政策衔接。“事实证明,非货币政策的效果正在变得日益凸显。”
201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实现爆发式增长,这份成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正如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所说,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是依靠政策驱动的,市场在产业发展中所体现的作用还不明显。
“这是欧美等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所没有的,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一大优势。”张永伟说,但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政策也存在一定的短板。比如对某些政策过于依赖,当政策调整或新政出台时,政策间的协调压力将会变大,这也将影响到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同时,这些政策的协同性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我国出台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政策多为生产侧政策,而在与应用侧政策相互协同方面仍然存在欠缺。以充电桩为例,如果新能源汽车的生产、交通、电力、信息等主管部门能够协同联动,充电桩的问题就能够得到更好地解决,这也将实现新能源汽车推广工作的进一步推进。
“这就需要取长补长,借鉴欧、美、日等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的长处并为我所用。”但同时张永伟指出,为我所用并非简单地盲目照搬。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处在从起步阶段到快速成长阶段的过渡时期,这期间需要持续的政策引导,但同时,政策的支持需要更加巧妙。
张永伟认为,美国最具吸引力的政策是碳排放方面的相关政策,该政策可能是未来产业政策研究的又一重点。而日本政府技术路线方面的选择机制,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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